自媒体挺进戛纳：留学生外援的挽歌

“就在我们即将盼来最火红年代的时候，迎面遇到自媒体浪潮的冲击。这是一曲突如其来的挽歌。”

作者 | 小A （北京）

编辑 | Dzoaln（西安）

2012年戛纳影展电影宫

自媒体挺进戛纳

2016年第69届戛纳影展期间，新浪娱乐的报道团来了一位新成员：来自“毒舌电影”的资深媒体人howie老师。在新浪娱乐惯例播出的“戛纳Daily”视频节目中，howie老师身穿“毒舌电影”T-shirt出镜为大家讲解戛纳影展的趣闻和看点。无独有偶，凤凰娱乐的报道团也请到了著名电影自媒体人桃姐，由他在微信上转播凤凰娱乐电影微信公众号“电影大爆炸”并附带二维码，帮助该公众号拉拢流量和粉丝数。

自媒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中国娱乐媒体产业，他们早已成为上海影展和北京影展最尊贵的座上宾，早已成为各大电影公司竞相邀请到北美参加首映发布会的报道嘉宾，现在这股潮流终于开始涌向欧洲三大影展了。

在上个月结束的北京国际电影节，持续了15天展映，放映了1000余场次。

从内容的流动方向上来看，媒体处在产业的下游，属于内容的买方。自媒体无论是和传统媒体，还是和产业上游的关系都很微妙，尽管他们是靠给读者传递上游的信息而存在于这个产业链中，但是他们要么靠自己的原创内容，要么靠着将别人的内容进行合理包装的形式，令读者对他们喜爱有加，紧握住大量粉丝资源的自媒体，最终成为了议价能力强的买方，正所谓“店大欺客，客大欺店”。

在产业内仍然被划分为所谓“新媒体”的新浪网、微博和凤凰网，和这些自媒体相比，已经早就显出老态龙钟之势。尽管今天看似是新浪和凤凰在邀请“毒舌电影”和桃姐来戛纳，但是谁又敢说与时俱进的戛纳影展，不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直接给howie和桃姐发放媒体卡，卡上的媒体直接标注“DSMOVIE”“TTFILM”的字样呢？间隔在产业划分中的墙早已不像几十年前那样坚固，只要有别人比你更敢想更敢干，今天你是新媒体，明天你就被更新的媒体抛在身后，今天你为自媒体搭建平台，明天你就要求着自媒体为你拓展资源。

即将在下月11号拉开帷幕的上海国际电影节，本届主竞赛单元评委会主席为埃米尔·库斯图里卡。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传统媒体一直在“邀请”一群身份神秘的年轻人来戛纳。这些人的地位不像howie和桃姐那样高尚，他们不是以合作的姿态来戛纳，更多的是以翻译、帮工的身份出现。我有幸从2012年戛纳影展开始成为这个身份神秘的年轻人群体中的一员，然而直到现在也没有人为这群人写点什么，甚至连一个正经的称呼都没有。传统媒体管我们叫“外援”，而我们大多数都是出身欧美的留学生，出于对电影的热爱和外语的优势而受传统媒体青睐，得到帮工的机会，因此我姑且称呼我们为“留学生外援”。

2013年戛纳影展电影宫

五年戛纳，三年粉卡

五年来的戛纳发生了很多令我难忘的事：

2012年我被某杂志在未通知我的情况下临时注销报名资格，后因为新浪娱乐的“临场救援”才得以最后时刻来到戛纳，也因此和组委会媒体部的负责人“不打不相识”；5月22日我做了我的欧洲影展史上第一个访问：CristianMungiu；ThomasVinterberg《狩猎》和MichaelHaneke《爱》连续两天放映，那是我那一年最恍惚的两天，这两部作品让我首次感受到了戛纳影展的水平有多高；5月24日晚10点半在六十周年厅举行了“惊喜放映”——这也是我5年来经历的唯一一次“惊喜放映”，当场看到了王家卫《一代宗师》、NicolasWinding Refn《唯神能恕》等作品未加特效的片段；最后我拿着话筒在得奖人发布会外被NanniMoretti冷落的场景让我对他彻底转黑。

麦斯·米科尔森凭借《狩猎》获得65届戛纳电影节影帝，他也是本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评审团成员之一。

2013年我被降级为黄卡，向当时的媒体部负责人申诉未果。这是我唯一一次收看经典单元的年份，在AlfredHitchcock的《迷魂记》修复版现场，KimNovak出席讲述自己和导演、和JamesStewart的合作经历。颁奖礼之后，我们一群人在得奖人晚宴门口拦采AdèleExarchopoulos，凤凰记者的讲话声音特别大，问题一个接一个，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胆小怕事的性格爆发，被挤兑得说不出话来，成为我戛纳最窘迫的时刻之一。

2014年我终于晋升粉卡，也是我工作之后的第1次戛纳。这一年最精彩的活动是《低俗小说》20周年，在海滩举办回顾放映，QuentinTarantino, Uma Thurman和JohnTravolta都来了。在戛纳夜晚寒冷的海滩边，Tarantino先问观众“还有谁没看过《低俗小说》？”现场有部分人举起手来，Tarantino马上开始调戏影迷：“20fucking years! What’s your problem?”

鬼才导演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曾斩获47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2015年是我唯一一年在影展第1天之前就开始看电影的年份——提前1天到了戛纳，被告知安排我去采访《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然而采访的时间和官方媒体场的时间是冲突的，因此片方在影展开幕前1天安排了一个小范围邀请场，我因为要参与采访就沾光比大家提前2天看到这部片。后来面对面TomHardy的时候被他傲慢的态度惊到了，从此Hardy一生黑。GeorgeMiller不错，会聊天，只是没想到下一年当评委给奖给得这么无厘头。本届戛纳没什么亮点，烂片一堆，乏善可陈。得奖发布会之后，我在会场外被侯孝贤质问“你这问的是什么问题？”这段视频被新浪的领导看见了，直接在所有人的大群里问：“这个傻问题是谁问的？”吓得当时所有人都不敢说话，然后我马上开小窗向领导承认了错误。

担任本届主竞赛评审团主席的乔治·米勒导演作品《疯狂的麦克斯：狂暴之路》，在88届奥斯卡赚得盆满钵盈。

2016年我终于参与了电影基石单元的颁奖典礼，被这群孩子的热情所感染。这一年最重要的事就是认识了以深焦为首的一群同为留学生外援的朋友——说“同为”已经不合适了，我已经是过去时了。5月19日访问Kleber Mendonça Filho是我5年戛纳内容最翔实最飘逸的访问；同一天访问罗泓轸是我5年戛纳的最后一个一对一采访，罗泓轸也是我唯一要到签名的导演。

2014年戛纳影展电影宫

曾经激情燃烧的年代

我是留学生外援群体中的小辈。最早一代的留学生外援究竟是哪一届已经很难考证了，按道理不应该早于90年代末，彼时中国媒体才刚开始报道戛纳影展，东方早报和新浪算是比较早去法国报道戛纳的国内媒体。媒体少，关注度就低，我们只是因为外语、看片量和文笔方面稍微有一点优势而已，离开戛纳回到学校我们就变回一群穷学生。

然而就是在这个群体中，诞生了除了我之外另一个给新浪做外援，同时原本所学专业与电影无关的人，他就是Luc。Luc和我同为理科生，他2005年至2009年在巴黎读博期间连续5年参与了新浪的戛纳报道，算是我在新浪的“正牌师兄”。他的“入行”方式也和我很相似：给媒体写影评，通过影评被更多媒体赏识，然后得到媒体垂青，获得参与戛纳的机会。我们今年在做红毯邀请函报道的时候，Luc还站出来评论，当年他们从一位白卡记者手里拿到不少红毯邀请函，然而年代久远，已经找不到这位慷慨的资深记者了。

15年票房奇迹《捉妖记》。

2008年前后的新浪报道团现在看来真是卧虎藏龙：窦婉茹是当时的新浪娱乐频道总监，后来从媒体界隐退；张晗当时是电影组编辑，后来成为新浪娱乐主编，现在是安乐（北京）电影发行公司的总经理，做出了2015年的票房奇迹《捉妖记》；张文伯当时是记者部主任，后来成为伯乐文化CEO，为《失恋33天》做了成功的宣传，他找来若干对情侣在镜头前讲述自己感情生活经历的宣传片已成经典；赵静当时任职策划组，现在是佟大为的经纪人；田力当时是新浪娱乐北美地区的驻站记者，现在已经成为在好莱坞打拼的一名制片人；陈弋弋那会儿刚从南方都市报转会新浪娱乐做记者部主任，现在已经成为了新浪娱乐事业部的总经理，新浪娱乐万人景仰的一把手。

Luc于2009年博士毕业后回国，从事和影视完全无关的工作，从此只是零散在微博和媒体上发表影评，戛纳期间会发表和戛纳相关的介绍、资讯性质文章，若不是他偶尔在微博和朋友圈上提起，很多人都完全不知道他当年叱咤戛纳的经历。另一位曾经给新浪做外援的唐娟，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制片人，她参与制片的《滚蛋吧！肿瘤君》曾经代表中国大陆竞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资格。《肿瘤君》的导演韩延也曾经带着自己的作品参与了戛纳的短片角，本片是两位曾以不同方式经历戛纳影展的电影人的合作。

曾经代表中国大陆竞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提名资格的《滚蛋吧！肿瘤君》。

和Luc同时期的留学生外援还有李洋。李老师现在已经是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的教授，他于2004年至2008年在巴黎戴高乐大学读博期间，连续5年参与了《看电影》、南方都市报的戛纳报道，给其他媒体写的稿件就更多了，每年连影评和采访加起来要写将近8万字的稿。那会儿留学生外援还少得可怜，没成气候，和李洋同时代一起跑戛纳的外援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年代太久远，组委会发的材料也基本没留下，只记得Kusturica、Tarantino、王家卫等人的电影在放映结束后都是掌声雷动的。”李老师说。Luc和李洋所经历的恰是被影迷公认的21世纪以来戛纳影展水平最高的几年。

紧接下来的一代留学生外援是我更为熟悉的，因为她们的外援生涯和我有了交集。文文周从2009年开始以搜狐外援的身份参与戛纳，当我第1次去戛纳的时候，她已经去了第4次，直到2014年初她离开柏林回国，也一共经历了5次戛纳。2013年我在柏林、戛纳和威尼斯接连碰到她，某天在威尼斯的达尔塞纳厅里和她聊起跑影展的事，她说：我今年见你的次数比见我父母还多。身在巴黎的帼杰从2011年开始帮网易和搜狐报道戛纳，今年已经是第6届，她也是我唯一一个已知的和我一样跑过三大和罗马影展的外援。已经在巴黎定居的她还将继续着自己的外援生涯，说不定以后在洛迦诺、圣塞瓦斯蒂安、卡罗维发利、克莱蒙-费朗、安纳西影展上都能看到她的身影，只不过她的身份已经不是留学生了。

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国内导演毕赣凭借《路边野餐》获得此届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

6年来，参与过戛纳报道的中国媒体人有的留在了媒体却转到音乐、明星、商务等其他方向，有的升官进爵没有时间出差来戛纳，有的进入产业做发行和经纪，匆匆带着作品和艺人来戛纳做宣传又匆匆地走。风云变幻，不变的是一年又一年迎接各国媒体的戛纳电影宫卢米埃尔大厅。

2015年戛纳影展电影宫

蜜月期的幸福还能持续多久

一位媒体界的前辈这样评价自媒体挺进戛纳事件：“本质上大家对新鲜事物感到好奇，但新事物的价值也很容易被高估。到底有多少价值，等两年才会看得比较清楚。”

自媒体就是这样一股势头强劲的“新鲜事物”，尤其对于戛纳来说，这是他们正式亮相这里的第一年。戛纳紧跟形势的劲头令人感到可怕，早在几年前就和央六签约，将电影市场的开幕式承办权外包给中国人，引进了中国热钱，这个开幕式就是众所周知、所有人都只是去吃晚饭的“中国之夜”。顺应影视行业全球夕阳、中国朝阳的形势，2014年开始，戛纳媒体部全面提升中国媒体待遇，大媒体们瞬间每家都有一张粉加点卡，若干张粉卡，而很多报道戛纳多年的欧洲记者都还只是蓝卡。

戛纳媒体证件。（媒体证件级别：白色>粉加点>粉色>蓝色>黄色）

如果连北美的片商都愿意邀请自媒体帮他们报道，那么一直走在世界影展前沿的戛纳有什么理由不在未来直接把媒体卡发给自媒体人？新浪和“毒舌电影”看似刚刚走入蜜月期，但只要多方一起努力，自媒体完全可以不必依托传统媒体，自己来戛纳看片做采访。其实这也是优胜劣汰的某种必然，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谁写的东西有人看谁就能生存，自媒体的异军突起也是因为他们有庞大的粉丝群，群众基础累积起来之后，无论写什么都有人爱看，同样一件事传统媒体报道没人看，自媒体一篇不长的短文就能有10万多的阅读量，以前不过是一个更年轻更受欢迎的你的同类把你替代，现在则是更年轻更受欢迎的异类，被替代的道理仍然是不变的。

戛纳媒体生态之嬗变令留学生外援群体措手不及。中国的媒体人生存能力都很强，他们可以在国内任何恶劣的条件下采到他们想采的信息，在戛纳这样一个秩序井然、几乎一切事务都按时间事先安排好的情况下，中国媒体人其实会感到非常舒服，如果有某些中国艺人来做采访能给几十上百欧元车马费，他们的外快收入其实一点也不输那些留守在国内的同事。相比之下，语言不通都是小事，我们刚来法国不会讲法语的时候也没有人会饿死。至于对电影的理解就更无关紧要了，之所以学电影的留学生们有机会为媒体帮工，是因为媒体记者里具备迷影情怀的人赏识我们，愿意给我们提供机会。但是媒体毕竟不是影迷俱乐部，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媒体人都不是影迷，只是平时偶尔喜欢看电影而已，他们单纯把影展看作自己的工作，如果我们并不能比自媒体人更出活，更能为媒体做贡献，我们再怎样迷影也是毫无竞争力的。所以媒体对外援的需要是伪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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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人的工作环境”本届戛纳电影节深焦录制的第三部视频

本质上国内媒体在戛纳所需要的并不是翻译和撰稿人，而是点击率。戛纳属于网友们并不关心的内容，一条井柏然倪妮恋情新闻的流量可以碾压任何最受影迷喜爱的艺术电影评论，因为戛纳影迷是网友中的弱势群体。如果能有粉丝众多的自媒体帮传统媒体拉高流量，传统媒体会不惜为他们出机票和食宿的代价让他们来戛纳，别说“毒舌电影”和桃姐了，如果papi酱想来戛纳做视频，我想应该也会有传统媒体愿意和她合作。“流量”二字不仅带来了传统媒体和自媒体，也慢慢挤压了留学生外援的生存空间。既然有他们在，还需要我们干什么呢？

2016年戛纳影展电影宫

留学生外援的挽歌

世界变化太快，我还没反应过来，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也许自媒体将来成为报道戛纳影展中国媒体的主力军，也许VR公司、直播网站将来也会以媒体身份来戛纳，到时候也许还会有留学生给自媒体和VR帮工、为直播网站拍摄、出镜。戛纳还会变得越来越热闹，充斥着各种层级和形式的报道狗。曾经的戛纳是那么静谧，那时华语媒体数量有限，看到一个讲中文的人恨不得就拉过来认识一下，我在戛纳的头2年，一直都有各路网媒和平媒的前辈在戛纳热情地与我相识，我很感激那时他们对我的接纳，让我得以迅速融入这个圈子。从这段2008年的新浪视频报道中仍可以看出，华语媒体之间互相保持着三分熟七分生的联系。

现在是2016年，时代变了。华语媒体越来越多，互相之间越来越陌生。留学生外援的历史不过才十几年，生命周期已经进入成长阶段，就在我们即将盼来最火红年代的时候，迎面遇到自媒体浪潮的冲击，很可能会迅速退却，消失在影展的土地上。这是一曲突如其来的挽歌。每年参加戛纳，我们都会在报道中谈及影展的商业运作问题，总是在稿件中强调“影展是一门生意”。朴素的毫无卖点的留学生外援们，也在这字里行间当中被商业运作一点一点地吃掉了。我在新浪死皮赖脸参与了5次戛纳，早已成为新浪的“毒瘤”。桃姐写稿比我好看，比我有更多人看，颜值也比我高，有他在就可以了，影展的报道早已不需要我。今天，我和传统媒体一样，都是媒体界的路易十六。

路易十六：法兰西波旁王朝复辟前最后一任国王。图为《路易十六，革命倒计时》(2012)影片剧照。

当一种价值观即将走向终结时，任何困兽犹斗和苟延残喘都将被历史的火车头碾得粉碎。我们将会是留学生外援价值观的殉道者，我们的时代就要结束了，留学生外援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我们需要做的只是体面地离开历史的舞台，牺牲自己，顺应产业的发展。既然已经21世纪了，我没必要像上一个千年那些代表旧势力的名流那样，眼看自己的尊荣马上消亡，还要在黎明的曙光前作最后挣扎，你让我死我也不能让你活舒服。相反，我们应该平静地接受现实，昂首挺胸走下这个舞台，期待着自己以更顺应潮流的方式，重新找回属于自己的位置。

什么是更顺应潮流的方式？唯有时间才能给出答案。5年是一个门槛，似乎是李洋、Luc、文文周和我都难以超越的极限。同样已经参与戛纳5年的还有留学生外援当中的翘楚——陀螺凡达可。他在法国读书生活工作多年，5年来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各大社交网路平台上为大家带来数不尽的欧美影展最新消息。今年他组织了中国媒体人/影评人打分活动，继《法国电影》、阿根廷评分团之后，令世界范围内的戛纳报道得以囊括中国媒体的发声。然而在他所组织的这次评分活动中，并没有出现他自己的身影。他已经开始将自己定位为“不代表任何媒体立场的人”，今年也是他最后一年拿媒体卡参加戛纳。

中国媒体记者评分表。这是中国媒体记者评分团在戛纳的首次亮相。

陀螺的转型是留学生外援群体的缩影之一。大家都在逐渐摆脱留学生外援这一不稳定的状态，从2017年戛纳影展开始，陀螺不再第一时间进入媒体场看电影和大家分享感受，而是进入产业圈，进出戛纳电影市场，为自己的发行事业奋斗；我因为个人工作极大牵扯精力，今年戛纳报道不能令自己满意，决定从2017年开始回归普通网友，在国内朝九晚五的空闲里关注媒体朋友的报道。过去3年我非常任性地请假去戛纳，和我一样从欧洲以外请假飞来戛纳参加影展的可能只有米粒了。Luc回国从事本职工作，李洋回国进入学术界，唐娟、文文周回国进入产业，帼杰转变身份长居法国，空闲时间还可以继续以媒体人身份来戛纳看电影。

中国电影产业几年前刚开始腾飞，如今方兴未艾，展现出衰退的全球经济中少有的繁荣景象。戛纳的媒体人资格已经越来越多地成为电影公司的“白手套”，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带人来戛纳，让员工们以申请媒体卡的方式看电影。当国外很多媒体每家最多报名3、4个人的情况下，中国的大媒体每家动辄报名9、10个人。除了媒体之外，电影市场、短片角的华人数量也呈突破式增长，微博和朋友圈刷戛纳现场图的友邻越来越多。戛纳实在太热闹了，这种热闹让我无所适从。

讽刺的是，在我初到戛纳的时候，吸引我的恰恰是琳琅满目的影片、明星和活动，那种新鲜感让我产生无比的向往。5年足以让我对这些毫无意义的浮夸彻底失去热情。深焦的一位老师说：我来第1年到后半程的时候就已经感到热情减退。然而我却特别向往深焦的好朋友们，他们所拍摄的介绍戛纳现场的视频，在戛纳自己的住所举办的短片放映聚会，这些才是报道戛纳所应有的热情，他们也许会是高举留学生外援大旗的最后一代人。

本届戛纳电影节口碑爆棚的《哭声》，图为《哭声》主演郭度沅。

也许是我的热情消失得太快了。刚刚在戛纳访问过的《哭声》主演郭度沅是我见过最开朗的艺人之一，刚一坐下就跟我说：你看上去好疲惫啊。我：这是我今天连续做的第3个剧组的采访。郭度沅：我已经连续3个整天接受采访了。说完哈哈大笑。年初恰好和李梦又聊起3年前在戛纳宣传《天注定》的经历，李梦问我：你在戛纳每天睡几个小时？我：平均4个小时吧。李梦：我睡得比你少。在戛纳，艺人比媒体更累，无论李梦还是郭度沅，都在镜头前、红毯上表现出十足的精气神。我这样一个号称戛纳脑残粉的人居然被看出疲态，实在是太不称职了。戛纳报道所需要的不是媒体人的棱角渐平老气横秋，而是年轻向上的迷影热情，特别希望每年的戛纳都能有这样热情的人，像那年第1次从戛纳火车站提着行李走出来的我一样，一张张年轻的脸庞，正瞪大着眼，努力让自己像海绵一样把戛纳的美景全都吸进脑海中，常看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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